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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下来,他要宋昌先到长安去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宋昌到那里,见朝中自丞相以下的所有大小官吏都早已在那里等候迎接代王的到来。宋昌返回报告刘恒,刘恒命车队快马加鞭赶到了渭桥。群臣拜见,口口称臣,刘恒也下车一一还礼。太尉周勃走上前去对刘恒说:“请暂离众人,说几句话。”宋昌说:“要讲的是公事,就当着公众讲;要讲的是私事,王者是大公无私的。”周勃就跪在地上,从怀里拿出皇帝宝玺,向代王刘恒奉献。刘恒没有接受,说:“这事到代邸(代国驻国都的办事机构)再作商量。”刘恒并非不愿当皇帝,只是周勃的做法太简单草率了。
    刘恒的车子很快进了代邸,群臣也一齐随从而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8名谋划和发动政变的骨干人物到刘恒面前礼拜,并宣读了他们联名给刘恒的上表。表中说:现在的小皇帝刘弘等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没有奉祀宗庙的资格。又说:他们征求了高皇帝刘邦的大嫂、二嫂、同曾祖的弟兄琅邪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列侯、俸禄两千石的官吏们的意见,认为刘恒应当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请他即天子位。在这道上表中集中了刘氏宗亲和上层官吏的意见,而且把宗亲放在首位,既符合刘恒的意愿也合乎他的利益。但在刘氏宗亲中楚元王刘交的态度没有讲到,这使刘恒不放心。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是刘恒的叔父,他的态度既可影响一部分宗族,也可影响一部分官吏,万一他提出异议,朝臣将如何对待?刘恒在答词中把这个问题端了出来说:“奉祀高帝宗庙,是大事。我不成材,与此不相称。希望请楚王考虑个更合适的人,我不敢担当。”结果是“群臣皆伏,固请。”这表明即使刘交有异议,群臣不会受到影响。于是刘恒就先面向西以宾主礼说了三遍“不敢当”;然后又面向南以君臣礼说了两遍“不敢当”。既然用起了君臣礼,那就是已经当起来了。群臣最后献上玺和符。刘恒说:“既然宗室、将相、王、列侯都以为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我也就不敢再推辞了。”于是即了“天子位”,群臣依次排列,侍奉两旁。
    当晚,刘恒住进皇宫未央宫。
    二、巩固地位稳定政权
    从不起眼的地位做到皇帝,从边远小郡住进皇宫,颇为不易。而要保持这地位和尊荣更属不易。因此,刘恒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已得的地位。
    他首先从卫护自己的安全做起。进入未央宫当晚,刘恒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驻守长安的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直接控制长安,自刘邦死后,分别由吕后的两个娘家侄子吕产和吕禄掌握。又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统领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各种官员。这两项任命可以保障他在长安的基本安全。
    任命完毕以后,刘恒又回到前殿坐下,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达了第一道诏书,要他们发布皇帝即位的公告,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餔五日。”总之,要在帝国范围内为皇帝的即位造成一种大喜大庆的气氛。与此同时,吕氏所立的小皇帝、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分别在各自的住所由有关部门处死。
    接着,刘恒又采取几项措施收买人心,培植势力。首先,表彰、赏赐功臣。凡是在推翻诸吕和拥立过程中立了功的,一一表彰他们的事迹,给予厚赏;功大而无爵的,除赏赐外,再封侯。首功自然属周勃,而周勃原封绛侯,就在原先基础上增封食邑一万户,赐金(指铜。下同)5000斤。典客刘揭从吕禄手中夺取了将军印绶,使周勃得到了军权,功劳卓著,赐金千斤,原无爵,封阳信侯,等等。对于从代国陪同他来长安的巨僚,专门进行了功绩登记,首功自然属宋昌,封为壮武侯。其次,安置亲近官吏,凡自代国随从而来的,一律安置在重要的位置。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长安南北军;其余六人,“官皆至九卿”;舅父薄昭为车骑将军,封轵侯。再次,恢复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被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立赵幽王刘友子刘遂为赵王,等等。第四,对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68人益邑各300户”:“吏两千石以上从高帝”者10人,食邑600户,等等。
    如果说以上措施重在笼络,那么另外一项就意在抑制和排挤了。刘恒即位不久,下诏说,大批列侯居住京师,不仅要消费大量财富,给运输供应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教训其民”,因此命令:列侯都要各到自己的封国里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是一道对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诏书下达一年之久不见行动。刘恒有些恼火,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托辞不走。丞相(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列侯们除了爵位以外,还想在京师寻找到有权力的职位,所以托辞不走。刘恒要丞相带头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他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免了周勃的丞相,周勃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东)。
    然而,刘恒让列侯归国这一措施,确实也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刘恒当皇帝的第一号首领,刘恒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不放心。在他即位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周勃太尉的位置,丞相仍由陈平担任。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刘恒只好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向刘恒指出,对周勃过分谦恭使得“臣主失礼”。自那以后,上朝时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这时有人对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请归相印”,刘恒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因无合适人选,刘恒又让周勃当了丞相。复职后10个月,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
    后来,有人上书说,周勃在家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拿着兵器,像是要造反。刘恒就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自从罢职后,时刻担心被抓去杀头,因而家中有所戒备,并无造反之意。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反,她提着刘恒的帽带子说:“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刘恒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实据,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又活了9年。刘恒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帝王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三、与民休息堪称楷模
    汉文帝刘恒所以能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根本就在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匹,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丞)致送;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此外,无论从国政、吏政,还是自我要求、皇亲约束等方面,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诸如:
    偃兵务农。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不久,就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象郡(治临尘,即今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于是,赵佗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汉朝的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不能取胜。赵佗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有的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还给赵佗的亲族兄弟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对北方的匈奴,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文帝还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周秦以来,重农抑商也是基本国策,刘恒亦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为了提倡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汉文帝十三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减刑节用。汉文帝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前朝留下什么,他就用什么,不挑不拣,一仍其旧。他也不是不想奢华,尤其是也想在任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每想到用度大,伤民财、劳民力,也就作罢了。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一下,需要“百金”,便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汉文帝时,刑罚大省。文帝曾与臣下两次讨论刑罚问题。汉文帝二年讨论废除收孥连坐法。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讨论废除肉刑。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文帝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有些想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订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关于臣下、庶民与皇帝的关系,过去的习惯总是错在下、功在上。即使皇上不好也不能说,否则就犯了“诽谤妖言罪”;如果碰上大的祸患,祭祀时就说皇上是英明的,都是臣下不好,这叫“秘祝”;老百姓诅天骂地,因天与天子、皇上连带,所以也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统统废除了这些罪状,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诏书中说:“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文帝刘恒为政清明,还表现在从谏如流。在诤谏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纠正。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否李齐其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当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6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为车骑都尉。
    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文帝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官)。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逃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文帝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汉文帝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灞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谥“孝文”,庙号“太宗”,年45岁。
    第六章景帝刘启
    一、削藩平叛国泰民安
    汉景帝刘启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孙,文帝刘恒之子。刘启在父亲为代王时生于代国(今河北蔚县一带),母亲窦姬。在代王刘恒入京做皇帝前后,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文帝长子。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启立为太子,母窦姬为皇后。文帝在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病逝,32岁的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母为皇太后。
    西汉开国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都很大。他们拥有军队,自置官职,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到文帝时济北、淮南二王相继谋反,屏藩汉室的诸侯王已经成为中央朝廷的严重威胁。当时,贾谊曾尖锐指出,藩王势力是汉朝的一大疾病,必须设法割除;晁错也提出相同的见解,主张削藩。但文帝没有彻底推行他们的主张。景帝即位之初首先面临的国家急务即是如何解除藩王势力对汉室的威胁问题。在此问题上,他充分采纳了晁错的主张。
    晁错胸怀大志,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曾任太子家令。景帝即位以后,任命他为内史,旋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对于藩王的情况,他颇为熟稔。他以为,藩王中势力强大而又最危险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刘邦之侄,当初刘邦封他为吴王以后,就预计他日后可能反叛,颇有后悔之心,但业已分封,也只好静以观之。刘濞至国以后,即收买人心,发展势力,企图有朝一日夺取帝位。景帝为太子时,吴王太子入京,与其争夺道路,被景帝误伤而死,刘濞怀恨在心,更加紧了准备叛乱的步伐。到景帝即位,刘濞已经准备了40年,成为威胁最大的诸侯王。
    故此,晁错主张先削吴王的封地。他对景帝说:“过去吴王因太子死于陛下之手,对朝廷深怀怨恨,诈称有病,不来京朝拜天子,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加刑,赏赐几杖,允许他不来朝拜,恩德可谓宏厚。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越发放肆,开山铸钱,煮海制盐,招诱天下逃犯,谋图叛乱。现在削夺他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夺也会造反。削夺,他仓促早反,祸会小些;不削,他准备充分再反,祸患更大。”
    晁错的主张遭到了外戚窦婴的反对,削吴的事只好暂时搁了下来。不过,此外的楚、赵、胶西三国分别以罪被削,楚王削了东海郡,赵王削了常山郡,胶西王削了6县,晁错又修改有关律令30章,一时诸侯喧哗,反响强烈。各藩王自然把晁错视为眼中钉,恨不能食肉寝皮。晁错的父亲也感到儿子大祸临头,特意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劝说儿子。晁错不听,其父服毒自尽。晁错不为所动,仍然力主削夺吴王。最后,景帝决定削吴会稽、豫章二郡。
    吴王刘濞见朝廷削藩,就开始举行叛乱。他首先派人勾通了楚王刘戊,随后又扮成使者亲自前往楚国面见刘戊,达成叛乱盟约;接着,又以诛晁错、安社稷的名义,联合各地诸侯王起兵。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削吴诏书一到,刘濞首先在广陵(今扬州)起兵,国内14岁至62岁的男子统统征发,共二十余万人,西渡淮水,与楚兵合一,奔梁地而来;接着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起兵,包围齐都临淄;赵国则把队伍集结在封地西界,拟与吴兵汇合西进。如此以吴王为首,卷入叛乱的共有七个藩王,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当此之时,曾任吴相、与晁错有隙的袁盎在窦婴的引见之下,乘机以七国之乱“诛晁错,发稷社”的幌子为由,说动景帝杀晁错以息叛乱,称声如此则可以兵不血刃,叛乱自平。景帝为人仁慈,听后沉默未语。他想到晁错与自己交情深厚,又是朝廷得力的栋梁大臣,感到于心不忍;但又想到兵戈一起,将会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权来衡去,最后说:“真的是这样,为了天下安定,我不爱惜一位大臣。”于是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诛杀晁错,并任袁盎为太常,派他与宗正刘通整装东行,去宣谕吴王息兵。
    景帝杀晁错,自然让诸藩王快心如意,但他的停战诏谕却受到了吴王无情的嘲笑:“我已经是东方的皇帝了。还有谁配给我下诏?”此时,景帝方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一方面后悔杀了晁错,一方面,抛弃幻想准备武力平叛。他派郦寄率领一支队伍击赵,派栾布率领一支队伍入齐,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计伐吴楚叛军,又召窦婴拜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战局。
    周亚夫率兵坚守昌邑,并派出一支奇兵出淮泗口,截断了叛军的粮道。叛军猛攻梁国,梁国向亚夫求救,亚夫拒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者请求景帝,景帝诏命亚夫出兵救梁,亚夫取孙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拒不奉诏。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形势变为对叛军不利。吴王打算西向,梁国守城,不敢冒进;进攻昌邑,亚夫高垒不战;叛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溃散。最后楚王自杀,吴王逃奔东越,后被东越人杀死。吴楚叛乱。3个月就被平定了。栾布率军至齐,很快就打破了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的联兵,四王全部伏诛。接着栾布回兵助郦寄攻赵,引水灌城,赵王自杀。至此,七国之乱全部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叛王封地做了一番调整,又乘平叛的余威,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并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秩位,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从此,诸侯王只能衣食王国的租税,不能过问行政,成为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藩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上得以解除。
    二、休养生息国安民泰
    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对内采取重农、薄敛、轻刑和教化的措施,对外则采取了继续和亲匈奴的措施。
    景帝即位的次年正月,了解到了各地农牧资源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有的郡县却地广人稀,利于农牧,而当时政府不许人民迁徙,他于是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鼓励农人田作,同年又宣布减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国家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税一”,即立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为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景帝颇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轻刑也是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废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笞刑经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磔刑是当时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景帝把磔刑改为弃市。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应该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在思想领域,景帝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学术上则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各家争鸣。处士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成为景帝的座上客。景帝在崇尚黄老道学的同时,也很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当时为儒家设立了不少博士官,《诗》、《书》、《春秋》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这种活跃局面大大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地处西南的蜀郡,各族杂居,文化、风俗都很落后,郡守文翁选郡中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入京拜博士官求学,数年后返回郡中,文翁在成都市内盖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成都学馆,使蜀郡教化大行,文化一跃而与齐鲁等地并驾齐驱。后来普及全国的郡国学校就是以蜀郡学馆为楷模建立起来的。
    外交上,景帝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景帝在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郡边塞与匈奴商谈和亲之事。次年秋天,又与匈奴举行和谈。到景帝前元五年,汉朝遣送公主嫁与了匈奴单于。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一方还是时常小规模地入侵汉境。对于匈奴的入侵掠夺,景帝从维护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从未进行出兵反击,最多只是增调部分骑步兵屯守防御。为了维护汉匈和睦关系,景帝还在汉匈边界设置关市,互通有无,大大促进和便利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宽厚的对匈政策,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安定局面,对人民的休养生息起了很大作用。
    景帝在位期间,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维护安定,与民休息,使当时社会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与文帝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升平时代。
    三、择贤任能是非分明
    汉景帝所以能创下“文景之治”的政绩,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有关,也和他温柔敦厚、穆静仁慈的性格不无关联。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能够识才择贤,固然不易,而能够不以好恶定去就,是非分明,就更不容易了。这两方面,汉景帝都做得不错。
    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济南有大豪强氏族,历任郡守无人敢制,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诛杀该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道不拾遗的清明境界。后来景帝又任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惮郅都,引兵远避,不敢靠近雁门。宁成也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长安居住着许多宗室权贵,胡作非为,京官无人敢管,景帝调宁成为中尉,一举就镇住了犯法的宗室权贵。程不识敢于直谏,景帝任他为评议朝政的太中大夫。石奋有震主之威,景帝调他为诸侯相。周仁守口如瓶,景帝任命他为郎中令,作为贴身近臣。景帝用人,均力图做到择贤而任,用其所长。
    外戚是汉室从高祖时起就很敏感的问题。景帝对此颇能分清彼此,不以偏概全,既不让外戚专权,又能任用确有才能的外戚以适当的官职。窦婴是外戚,吴楚之乱时,景帝考察宗室诸窦,没人超过窦婴,就拜他为大将军,率兵镇守荥阳,窦婴未负重任。但后来窦太后几次让景帝拜窦婴为丞相,景帝没有听取,窦太后颇有埋怨情绪,景帝说:“难道您老人家以为我舍不得把丞相这个职位给他吗?他这个人沾沾自喜,行为轻薄,丞相须老成持重,他难于胜任。”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拜卫绾当了丞相。
    公车令张释之是文帝的直臣,景帝刘启为太子时与胞弟梁王刘武共乘一车入朝,行至司马门没有下车,张释之追阻,不许他们入殿门,并告了一状。事情惊动了薄太后,文帝向薄太后免冠谢罪,自责“教子不谨”,搞得太子相当难堪。景帝即位后,没有怪罪张释之,仍然让他官居廷尉原职。张释之后来转为淮南相,以老善终。而上大夫邓通是文帝的宠臣,他没有任何才干,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文帝厚宠,文帝竟把严道(今四川荥经)的铜山赏他铸钱。文帝长了一个脓疮,邓通常用嘴为文帝吮吸脓血。文帝问邓通谁最爱他,邓通回答太子最爱他。等太子刘启一到,文帝就让刘启为自己吮吸。刘启虽然照文帝吩咐做了,但面带难色,后来知道了事情的根由,不免对邓通有所怨恨。文帝死后,景帝刘启考虑邓通除讨文帝偏爱别无才能,就免去了他的官职,让他回家居住。后来邓通越境铸钱,触犯法律,景帝只是没收了他的家产,也没有把他治以死罪。
    不仅对臣子如此,景帝对同胞姐弟以及宫中的妃嫔们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多能体谅、庇护,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他又是非分明,原则性的问题坚持不放,决不姑息迁就。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要算对待弟弟的继位和皇后的设立问题。
    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共生2男1女,景帝刘启为长子,弟弟刘武封为梁王,姐姐刘嫖称长公主,嫁给了陈午。景帝同母兄弟仅有刘武,所以自幼与刘武形影不离。刘武封王至国后,连年入朝,常被挽留京师。一次,景帝设家宴招待梁王刘武,当时朝中还未立太子,景帝喝得高兴,对梁王说:“等我百岁之后,把帝位传予梁王。”当时梁王和宠爱小儿子的窦太后听了,并未认真。后来梁王因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有功,再加上窦太后的宠爱,便不可一世起来。他建了一处方圆300多里的东苑,并把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扩建成为周长70里的大城,在城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复道,出门打着天子旌旗,队伍千乘万骑,简直就与皇帝一样。又多作兵弩弓箭,招揽四方豪杰,羊胜、公孙诡等谋士纷纷投奔梁王。经过时间的推移,窦太后和刘武对“传位梁王”的话认真起来,打算让景帝确立刘武为帝位继承人。袁盎和大臣们听到这种风声后,就对景帝揭示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使景帝坚定了帝位必须传子的主张。梁王知道后,不敢再向窦太后说什么,就急忙辞京回国了。梁王回国后,朝中立了太子。不久,梁王病逝。景帝痛惜骨肉之亲,也为了安慰母亲,把梁王的5个儿子都封为王,5个女儿也都封了一处采邑。
    景帝当太子时,栗姬为他生一男,取名刘荣;即位后王美人也生一男,就是刘彻。王美人怀刘彻时,梦见太阳钻入怀中,她把此梦告诉景帝,景帝说:“这是高贵的征兆。”由于刘荣年长,景帝把刘荣立为太子,把刘彻立为胶东王。栗姬是个妒妇,景帝仅有几位姬妾美人,10多个宫女,但她仍是醋意大发,不时地想着法子整制众人。本来,景帝想立她为皇后,托她在自己百年之后,照料自己的姬妾和子女,见她如此,便想起了吕后当年的嫉妒和残酷,便决定不立其为后。他又觉得既然刘荣为太子,日后刘荣即位,栗姬仍会得势,为了铲除祸根,保住大群子女,应该废掉刘荣的太子地位。正当景帝考虑是否废太子时,长公主又来向他夸奖刘彻。景帝自己也认为刘彻的才智高于刘荣,况且当年王美人还有一梦,于是决定废刘荣,立刘彻。此时恰巧有位小朝官受王美人之计,劝景帝立栗姬为后,说什么“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景帝乘机诛杀此人,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不久,立王美人为皇后,刘彻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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