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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刘询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早在民间时,汉宣帝对霍光的权势和威风就有风闻。尤其在他一夜之间由一个平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更领教了霍光的权威。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好像有芒刺在背。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故作姿态表示要还政于他时,汉宣帝非常“诚恳”地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汉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汉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目的在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6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亲临葬礼,按皇帝葬制的规格埋葬了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作了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权力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汉宣帝大规模地镇压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都处以极刑,并废黜了霍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经营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三、亲躬万机励精图治
    在彻底消灭了霍家势力之后,汉宣帝开始掌握政权,“亲躬万机,励精图治”。
    鉴于霍光专权的教训,汉宣帝亲政后首先加强君权。自汉武帝设置“中外朝”以来,尚书逐渐成为掌管机要的中枢机构,吏民的上书和诏令的发布都须经此处经办。所以领尚书事的霍光、霍山、霍云等人往往通过参与尚书事务,掌握了机要大权。汉宣帝为了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尚书制度进行改造,扩大了由宦官控制的中书的权限,下令无论是吏民上书,还是诏令的拟定发布,都由中书负责,不需经过尚书,从制度上保证了君权的独尊。
    其次,汉宣帝对吏治进行了整顿。汉宣帝曾生活在民间,深知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无冤屈愁苦之事,关键在于吏治的好坏。他特别重视刺史、郡守的选用,把它看成是整顿吏治的重要环节,每当朝廷要任命刺史、郡守时,他都要亲自过问。在新任刺史、郡守赴任之前,他要亲自接见,当面考察,要求这些新任的刺史、郡守写出任期责任状,以便以后对他们的政绩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循名责实”。在此基础上,对不合格的官吏给以降职处分或者免职,对治绩优异的官吏及时给予表彰或给予破格提拔。和汉武帝专用“酷吏”的作法不同,汉宣帝在任用地方官时,不仅使用了一大批干练精明的能吏去镇压不法豪强,而且还任用了大量“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的“循吏”去治理地方,由此大大改变了过去吏治苛严和败坏的现象,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势。
    汉宣帝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平理冤狱。在这个问题上,汉宣帝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特色:“霸王道杂之。”也就是一方面强调法制建设,主张执法严明,以惩治不法的官吏和豪强;另一方面又废除苛法,平理冤狱,缓和社会矛盾。汉宣帝亲政不久,针对刑狱审判不合理现象的存在,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执法公正作出表率。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下令增设了廷尉平一官,定员4人,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从制度上保证了执法的严肃性。地节四年,汉宣帝下诏令,认为“首匿连坐法”违犯人之常情,又牵连无罪亲属,下令废除。之后,他又下令赦免所有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的刑事责任。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属官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汉宣帝在位25年,先后颁布了10次大赦令。
    汉宣帝还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针对流民问题,宣帝曾多次下诏把公田赋予流民和农民耕种,部分地解决了农民和土地脱离的问题。为防止农民的破产,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又采取了一系列减轻赋税徭役的措施;地节三年,下令减天下盐价,纠正了由来已久的盐价偏高、人民负担过重的弊端;五凤三年,下令减天下口钱,并鼓励流民占著定居,凡流民归还乡土者,当年免收算赋并免除徭役;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又下令减少全国百姓算赋的四分之一,每人每年30钱。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地方官员都把劝科农桑、发展生产看成了当时急务。汉宣帝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大发展。
    四、中兴盛世帝国一统
    汉宣帝刘询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使国计民生种种状况较之前朝有了大大的改观,形成了中兴盛世。在宣帝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猛跌,创造了汉代最低价。为防“谷贱伤农”,宣帝还建立“常平仓”,以国家力量干预粮食价格。在思想文化方面,宣帝主张经学各派兼收并蓄,并亲自主持召开经学大会。当时,文学方面汉赋的创作,达到了可与武帝时比美的极盛境地。
    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是由秦始皇创其始,汉武帝毕其功的,汉宣帝时又进一步巩固发展。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侵略乌孙,乌孙向汉廷求救。汉宣帝派田广明等5将军出塞2000余里,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共动用了20万兵力,这是汉武帝之后对匈奴采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后,匈奴衰耗,边境少事。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迫于汉朝的威力,匈奴日逐王归附汉朝,汉军占据了车师,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汉宣帝任用熟悉西域事务的郑吉担任西域第一任都护,兼护南北两道36国,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政治统治。汉宣帝还将屯垦区扩大到了乌孙的赤谷城,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当乌孙内部发生动乱时,他派长期生活在乌孙、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冯缭为使节出使乌孙,排解了乌孙贵族内部的矛盾。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表示归服西汉中央政府,汉宣帝隆重接待,并举行有数万少数民族参加的盛会,来显示西汉王朝民族间的团结,给呼韩邪单于以深刻影响。宣帝又派兵护送呼韩邪单于到光禄塞下,资助谷米数万石。从此,汉匈之间结束了长达150多年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匈奴呼韩邪政权对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同时也密切了塞北各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宣帝以后数世,北方边境不见烽火之警,牛马布野,人民蕃盛,一片和平景象。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名将赵充国率兵平息了西羌族的叛乱,并留兵屯田湟中,置金城属国管理归附的羌族各部落,加强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羌的控制。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终年42岁,谥号“孝宣皇帝”。子刘奭继位为元帝。
    第十章元帝刘奭
    一、柔仁好儒尊师崇傅
    汉元帝刘奭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岁时宣帝即位,9岁时被立为太子。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27岁的刘奭即位。元帝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刘奭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恐怕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
    果然,继位的元帝放弃了汉室前几位皇帝的“杂用王霸之道”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所以,朝中的重臣大多是他的师傅和儒生。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论语》和《礼仪》,与同时教授《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当时,肖望之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他即位不久,听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
    在元帝起用的儒生中,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元帝重儒,因而对于直言极谏的儒者多不怪罪。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元帝很难堪。一次,元帝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坐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元帝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元帝从桥上通过。元帝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为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元帝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元帝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元帝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
    二、宠j任佞优柔昏聩
    元帝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j任佞,一批j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了。他口齿伶俐,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语言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石显等人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j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元帝回答:“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京房感慨地指出:“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像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那么,你说今天为j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是石显,于是说:“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但京房退后,元帝信用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信任,后来干脆把朝政一股脑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咸、朱云、王章等多人。由于元帝过于宠信石显,石显总以中书(尚书)权力侵夺朝权,渐使汉代尚书机构权力重起来。石显凭借尚书权,不断清除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野,有的合家流放,不少人被推上断头台。上至公卿下至郎吏的满朝官员,无不畏惧以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走路时抬腿落足也不敢稍有疏忽大意。
    三、选策安边胡汉和亲
    元帝在位期间,匈奴已经衰落,边郡比较平安,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对于如何处理边郡问题,元帝总是召集群臣讨论,而往往采取在争辩中占上风的意见和主张。
    武帝开拓汉域南疆时,曾在今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由于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经常激起武装反抗。元帝即位的次年,珠崖山南县起兵反汉,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召集群臣讨论,拟调重兵前往镇压。后元帝采纳多数派代表贾捐之的主张,决定放弃珠崖郡。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下诏宣布罢除珠崖郡,郡中居民愿意属汉,妥善安置,不愿属汉,不相勉强。这样,珠崖郡自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置以来,历时64年,至元帝被废。
    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秋,陇西郡姐羌旁种反叛汉朝,元帝又召集群臣讨论对策。元帝听双方各自言之有理,就在采纳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命冯奉世率1万多官兵开进陇西郡,分屯三处,被羌人破军杀将,进守不得。冯奉世只好画出陇西郡的详细地形和羌汉兵力的分布局势,呈送元帝请求援兵。元帝征发6万援军开入陇西,当年年底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汉元帝外交政策上的成功之例,是和北方的匈奴修好,胡汉和亲。元帝即位之初,匈奴已经衰弱,内部矛盾重重。呼韩邪单于归汉,初元元年上书言民众困乏,元帝命云中、五原二郡输送谷2万斛救援。郅支单于叛汉,初元四年杀汉使者,逃往康居。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调集西域各国兵,诛斩了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闻听诛斩了郅支,又喜又怕,上书提出朝见天子。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来长安朝拜元帝,要求做汉朝皇帝的女婿,以表示与汉亲近。元帝以后宫良家女子王昭君赐予单于,呼韩邪万分高兴,要为汉朝保护西北边塞,请元帝罢除西北边防,与民休息。元帝让有关部门讨论,议者都以为是件好事,惟郎中侯应力主不可,他从汉朝边防的长远大计出发,向元帝列举了10条无可辩驳的理由。于是,元帝派人婉转地谢绝了呼韩邪单于善意的请求。
    四、振兴乏力国运渐衰
    汉元帝在位期间,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希图振兴国家,但是终因积弊太深,元帝本人柔弱无能,又宠信j佞,未能如愿。
    继位之初,元帝的师傅和儒臣纷纷进谏,禁奢糜,行节俭。如贡禹即指出,汉初君主俭朴,什一而税,没有其他赋役,所以家给人足。高祖、文、景之时,皇帝宫女不过10多人,厩马百余匹,后来日益奢侈,后宫女子竟达数千人,厩中食粟之马达到万匹。上行下效,全都奢侈起来,诸侯妻妾有的多达几百人,豪富者的歌女也有数十人,造成天下内多怨女,外多旷夫。他建议元帝首先从自己做起,成为节约的表率,来纠正社会的侈糜之风。在贡禹规谏下,元帝在皇室范围内先后采取了许多节俭的措施。他诏令停止维修那些不经常去的离宫别馆,太仆减少喂马的谷,水衡减少喂兽的肉,撤销黄门署的乘舆、狗马和玩物,并把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和严御池田四处田猎游玩场所假与贫民田居。他又下诏解除甘泉、建章二宫的警卫,卫士一律回乡务农。百官各署务必减省费用,将实际情况向上汇报。还诏命负责宫中饮食的太官,不要每日屠宰,伙食费照以往省减二分之一。乘舆养马以不误正事为准则,不可铺张浪费。并罢除了角抵戏以及常用的上林宫馆。
    尽管元帝重用儒生,能在一定程度上纳谏,并采取了一些轻刑和节俭的措施,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西汉王朝的没落。以轻刑来说,元帝曾减省刑罚70多项,并连年大赦,但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盗贼满山,社会治安极为混乱。以节俭来说,元帝做出不少示范动作,但侈糜之风有增无已。由于积重难返,元帝也别无良策,振兴乏力,再加上宠信佞臣,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朝纲不整,必然会败坏地方吏治,以致贪官暴敛,酷吏横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西汉王朝只能向下坡路滑去。
    五、易储不成身死未央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姬妾美人众多,可他独宠司马良娣。她去世以后,元帝不近众姬妾。后来,在其父宣帝和皇后的撮合下,选美女王政君入宫。一夜之伴,怀上刘骜。刘骜诞生后,宣帝非常喜爱,亲自给他起名为骜,字太孙,常留在身边玩耍。元帝即位后,立刘骜为太子,诏命史丹辅佐太子;立王政君为皇后,但王政君很少能够亲近元帝,元帝并不爱她。而太子刘骜年少时喜好经书儒学,为人宽博谨慎,后来却贪婪酒色,沈于燕乐,元帝感到他越来越没出息,也就不那么宠爱了。
    元帝晚年得病,不亲政事,贪图安逸。他不喜皇后和太子,而爱宠妃傅昭仪和其子刘康,遂生易储之念。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重,傅昭仪和刘康常侍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稀得进见。元帝几次问尚书关于景帝废栗姬所生太子而立胶东王刘彻的旧例,打算效仿故事易储。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和刘骜长舅卫尉王凤日夜忧愁,不知如何是好。史丹是元帝的亲密旧臣,能入禁中看望元帝。他乘元帝独寝时,径直闯入卧室,跪在元帝面前哭诉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立为太子,已经有10多年了,名号印入百姓心中,天下无不归心。现在见定陶王受陛下深宠,纷传陛下打算易储,道路流言,满城风雨。若果有此事,公卿以下的满朝群臣必定以死相争,拒不奉诏。愿陛下先赐臣死,以示群臣。”元帝本为仁柔皇帝,不忍见爱臣伤心流泪,又觉得史丹言辞恳切,深受感动,怆然太息说:“寡人的身体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然而太子和两王年少,欲去又留恋,怎能不挂念呢?不过,却没有易储的打算。况且,皇后是个宽厚谨慎的人,先帝又喜欢骜儿,我岂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闲话呢?”史丹借着元帝的话茬,连连叩头说:“愚臣妄闻胡说,罪该万死。”元帝说:“我的病日益沉重,恐怕不能好了。尽心辅佐太子吧,不要让我失望。”从此,元帝打消了易储之念。
    当年五月,元帝死于未央宫。在位16年,终年43岁。六月,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七月,成帝为父举行葬礼,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谥号“孝元皇帝”。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前4年),尊庙号为“高宗”。
    第十一章成帝刘骜
    一、宽博谨慎雅好学术
    汉成帝刘骜,字太孙,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于长安。出生时,祖父宣帝在位,父亲刘奭为皇太子,母亲王政君为太子妃。由于是太子长子,宣帝对他特别喜爱,不仅时常把玩于膝下,还亲自命名取字。刘骜3岁时宣帝去世,父亲继位为元帝,他被立为皇太子,母亲王妃先被立为婕妤,3日后又立为皇后,外祖父王禁被封为阳平侯。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继位,在位27年。
    由于深得祖父汉宣帝的喜爱,刘骜的太子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元帝还曾特命驸马都尉、侍中史丹专门照护太子。但是到元帝晚年却产生了危机。原因一是刘骜长大后生活过于安逸,“幸酒,乐燕乐”,元帝认为作为皇储不该如此享乐;二是元帝对他的另一个儿子定陶王刘康有偏爱。成帝有两个异母兄弟,一个是少弟中山王刘兴,冯昭仪所生,另一个就是刘康。刘康是当时元帝的宠妃傅昭仪的儿子,“多才艺”,所以元帝对他特别喜欢,出则同辇,坐则侧席,多次想改立他为太子。到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重,傅昭仪、定陶王勤于侍问,太子很少进见,元帝竟“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即汉武帝)故事”,准备仿效景帝废长立幼,改立定陶王为太子。皇后、成帝及其大舅卫尉侍中王凤等人极为忧虑,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幸亏是史丹直接到元帝的病榻前为太子陈情,加之元帝考虑宣帝甚爱太孙,这才保住了成帝的太子地位,以后再没有出现波折。不久,元帝去世,成帝继承皇位,时年19岁。成帝继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始”,5年后又改元“河平”,以后每4年改元年号,先后是“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至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去世,共在位27年。
    成帝性格温和内向,谨小慎微,谦恭有余,豪爽不足。有一次元帝要召他急见,如果争取时间,他可以横穿皇帝独行的“驰道”,很快来到皇宫,但他却谨慎地绕道而行,很晚才到。成帝这种“宽博谨慎”的性格,对他以后的统治曾产生很大影响。他继位后曾试图加强皇权,却终未能削弱外戚的势力,与此不无关系。
    和其父、祖一样,在“独尊儒术”的风尚下,刘骜自小开始读经。到青少年时代,他对儒经更加推崇,特别是《诗》,已相当精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成帝时期科技、文化有着长足的发展。其间,出现了总结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著名农书《泛胜之书》。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有了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记载。此外,还留下了我国古代最详细的哈雷彗星观察记载。
    在文化上,成帝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原来相当丰富,秦代由于“焚书坑儒”和楚烧咸阳,很多都已被烧毁或散佚。汉初废“挟书律”,民间出现了大量书籍。为此,汉武帝曾制定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收集各类图书,存于秘府,但仍有很多散佚。成帝时,他下诏进行了一次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这项工作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光禄大夫刘向具体负责。但刘向未竟而逝,后到哀帝时由其子刘歆继续完成,编成了一部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二、纵情声色独宠飞燕
    汉成帝纵情声色,奢糜无度,生活相当腐朽。早在为太子时,成帝就“湛于酒色”。继位后,更有很多荒唐之事。他在位的后期曾好为微行,经常带侍从10余人,便服出入市里。还曾置私田于民间,蓄私奴车马于北宫。以至许多大臣都为此感到痛心和失望。谷永等人曾数次进谏,但成帝一意孤行,根本不听。
    成帝共立了两个皇后:一个是许皇后,一个是赵皇后。许皇后系元帝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之女。成帝为太子时,即由元帝选配成婚。许妃曾生有一男,后来夭折。成帝即位不久,许氏立为皇后,生一女,又夭折。这位许后其人聪慧,善史书,长期为成帝所专宠。为使成帝早日能有继嗣,王太后及王氏诸舅对她这种专宠越来越表示不满,借机贬抑,使其渐渐失宠。到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皇后的姐姐许谒为媚道,诅咒后宫怀孕的王美人及帝舅王凤,事发觉,许皇后受牵连被废处昭台宫,在位共15年。
    许皇后被废后,赵皇后继位。赵皇后号“飞燕”,本长安宫人,后为阳阿公主家舞女,因身轻善舞,故号为“飞燕”。成帝微行,至阳阿公主家,被她婀娜多姿的舞技所吸引,便召入宫中。以后听说其妹貌美,又召其妹入宫,二人均封为婕妤,贵倾后宫。这时许皇后已失宠,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赵氏姐妹参与了对许皇后的陷害。许皇后被废,飞燕立为皇后,其妹被立为昭仪。赵皇后姐妹以后10年间始终受宠于成帝,但也始终没有生子。为维护其专宠,她们对后宫有子的嫔妃极力摧残,以至“生子者辄杀,堕胎者无数”。成帝死后,赵皇后被尊称为皇太后。尽管当时大臣都要求废黜赵氏,但由于赵皇后曾力主策立哀帝为太子,于哀帝有私恩,因而只是迫令其妹赵昭仪自杀,哀帝仍然尊她为皇太后。一直到哀帝去世,王莽执政时,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废赵皇后为庶人,赵氏才被迫自杀。
    三、委权外戚政绩平平
    汉成帝在位期间,政绩平平。其足以称道的政绩是减轻赋钱、禁奢侈和强化皇权。前者是在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实施。这一年成帝始定长安南北郊,为求吉庆,下诏减天下赋钱,人算40汉代算赋按制度是人算120,现减算40,数目虽有限,但对负担沉重的广大农民仍不啻是一福音。禁奢侈在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这时,统治者已日趋腐朽,声色狗马,争为奢侈。例如外戚王氏五侯,史载“五侯群第,争为奢侈,赂送珍宝者,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修屋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绵不断。”为了汉家王朝的长远利益,成帝在这一年下诏禁止奢侈。这在当时虽然没有多大的效用,但也有一定意义。
    至于成帝的强化皇权,主要是设置尚书和三公。尚书的设置是在建始四年(公元前28年)。这一年,成帝初置尚书5人,1人为长官,称“尚书仆射”;4人分为四曹:常侍曹,掌管公卿事务;两千石曹,掌管郡国两千石官员事务;民曹,掌管吏民上书事务;客曹,掌管少数民族及国外往来事务。尚书的职权范围很广,实际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它的设置表明皇帝加强了对朝廷事务的控制。三公制度的实施是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这一年,成帝下诏罢将军官,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司马,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列侯,俸如丞相,标志着三公制的开始实行。因为大司马、大司空的职权和地位都和丞相一样,所以和丞相一起合称为“三公”。三公制的设置是当时皇权加强、与相权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表面上看,成帝置三公不过是改一丞相为三丞相,但实际上,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三公互不统辖,这必然会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
    不过,成帝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强化皇权不过是制度,实际上成效不大。成帝继位后,即尊封母后为皇太后,以大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握朝中实权。成帝生性懦弱,加之王凤又是其大舅,他在朝政上对王凤就更加谦让。有一次,成帝想任才子刘歆为中常侍,没有告诉王凤,王凤知道后不同意,成帝也只好不了了之。当时的朝政基本是操纵在外戚王氏的手里。他们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把整个国家搞得一片混乱。所谓“公卿见(王)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
    成帝在位27年,外戚王氏始终把持着朝中大权。出于对汉家王朝的忠心和对王氏专权的不满,以及对个人出路的焦虑,不少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曾大声疾呼,应罢免王氏。京兆尹王章在朝中以刚直著称,当时王凤擅权,“政事大小皆自凤出”,他就借言日食奏封事,提出不可以让王凤长久掌权,应把他罢免,选忠贤代替。理由有三条:一是日食象征“臣专君”,这本来是指王凤的专权,王凤却把它推到定陶王刘康身上,硬逼着刘康就藩;二是原丞相王商系先帝外家,为人守正,因不肯附合王凤,便遭陷害,朝中官员和百姓们都为他感到冤枉;三是王凤知道自己妾妹张美人已经嫁人,按礼不该再送入后宫,却借口其生育能力强,献给皇上,为自家谋私。成帝本来就对王凤逼定陶王就国、罢免王商很不满意,看了王章的上书,决定要罢免王凤。但消息却被走漏,王凤知道后,先发制人,称病上疏以辞职要挟,其妹王太后也流泪、绝食向成帝施加压力。结果王凤不但没有被罢免,王章反而因此获罪,逮捕下狱,死在狱中,其妻子儿女被徙于合浦(今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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