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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鳌拜怕苏克萨哈的要求一旦获准,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辅政大权。便给苏克萨哈罗织了心有怨恨等24条罪状,必欲处以极刑。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鳌拜的操纵下,奏请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又勤勤恳恳辅佐七载,理应酬报,又何罪之有?他当即召见议政王杰书和鳌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复奏有误。鳌拜先发制人,强词夺理地说:“我同苏克萨哈本来没有什么怨仇,只是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断,要对他重重治罪。不然,再有人学他的样子就不好办了。”康熙说:“欺君罔上的人眼下不是没有,苏克萨哈还是守规矩的。”康熙不允鳌拜所请,鳌拜恼羞成怒,瞋目挥臂,连日在金殿上强奏,他的党羽们也亦步亦趋,为虎作伥,终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绞死苏克萨哈的命令。面对鳌拜的步步进逼,康熙已经忍无可忍了。但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势力很大,加上他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不是轻易能制服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因此,他在暗中加紧了除掉这个权j的筹划。由于现有的侍卫大多受鳌拜控制,不甚可靠,康熙第一步先从各王府中挑选了上百名亲王子弟做他的侍卫,组成善扑营,整天让他们摔跤弄拳,不出一年,便个个练得武艺高强。鳌拜听说此事,以为皇帝年少贪玩,并未放在心上。第二步封鳌拜为一等公,鳌拜更觉得平安无事了。第三步任命索额图为一等侍卫。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康熙的叔丈人,他同康熙以下棋为名,制定了擒拿鳌拜的整体方案。为了保证行动万无一失,康熙事前把鳌拜的党羽先后差遣出京办事,他又召集善扑营成员进行动员。康熙问大家:“你们惧怕皇上还是鳌拜?”侍卫们齐声答道:“独畏皇上!”这一天,康熙召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内,只见康熙端坐中间,两旁是威风凛凛的少年侍卫。鳌拜见势不妙,还想故伎重演,大发滛威,不料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便拿下了鳌拜。这个横行数年、权倾朝野的权j顿时成了阶下囚。康亲王杰书奉康熙的命令审讯了鳌拜。不久,便公布了鳌拜结党专政的30条罪状。最后念其当年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在监禁中度完了余生。康熙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鳌拜的党羽,罪大恶极的济世等人被处死,其余的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受鳌拜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得到了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了他的爵位和世职。康熙对各级官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换,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彻底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仅16岁的康熙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二、力平三藩收复台湾
    康熙亲政后,经过一番考虑,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列出,然后亲自书写了“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以随时提醒自己。由此可见解决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个藩王,他们分别盘踞在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兵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别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号。
    尚可喜因为年老多病,已把藩事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尚之信残忍狂暴,酗酒嗜杀,连老子也不放在眼里。他曾经割下行人的肉喂狗,甚至无故刺死尚可喜派来送信的官监取乐。尚可喜担心儿子早晚会闹出事来,同时也不甘心受他的挟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春上书,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兵士撤回原籍。消息传来,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爵号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都惊恐不安,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康熙召集了众臣议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有的认为撤藩后要派军队去原藩地镇守,劳费太大;有的为吴三桂说情,说他镇守边关,地方安定,没有谋乱的征兆。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20岁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虎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当年为报家仇勾引清军入关屠杀农民起义军,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他事明叛明,降清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挂利用独占一方的特权,招降纳叛,横征暴敛,不断扩充实力,在三藩中势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以藩府名义任命的官员,吏、兵二部不得干预,他推荐的被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计安插进自己的死党。他的儿子吴应熊被选为皇太极之女的额驸(即驸马),从而成为吴三桂安插在京城的耳目。吴三桂属下有53佐领、士兵12万多人。每年朝廷向吴藩支付的俸饷就达900多万两白银。吴三桂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聚敛财富,秣马厉兵。诡计多端的吴三挂在加紧准备叛乱的同时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安于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来麻痹朝廷,暗中加紧操练,待机而动。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冬,吴三桂认为时机已到,遂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起“兴明讨虏”的旗帜,公开叛乱。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原来反对撤藩的人乘机诋毁,认为吴氏叛乱是撤藩引发的。大学士索额图竟要求杀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年轻的康熙皇帝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这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势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随后,康熙下达了武装平叛的命令。
    这时其他两藩也举起了反旗,一时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康熙认为吴三桂是三藩之乱的祸首,灭掉吴三桂,其他叛军就会不打自散,于是他确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的策略。康熙任命勒尔锦为靖寇大将军,命令他由湖南进剿叛军,严防叛军东犯湖广;又派将军瓦尔洛进驻四川,断绝叛军入蜀之路;同时命莫洛率兵驻扎西安,阻止叛军进兵西北。
    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在康熙周密的布署和接连打击之下,见大势已去,还想垂死挣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派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用黄漆涂刷房顶权做皇宫。三月十八日,吴三桂匆匆登上了临时搭成的祭坛祭祀天地,改国号为周,彻底扔掉“复明”的遮羞布,将自己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处境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孤立。此时,清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挡,吴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年已67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仅仅做了不到5个月的“皇帝”,突患中风噎嗝症死去。吴三桂死后,由儿子吴世璠继皇位。
    康熙十九年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进军吴三桂的老巢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不久清军攻入云南,将昆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军大都投降,吴世璠走投无路,最后只好穿戴着皇帝衣冠服毒自杀。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历时8年、祸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决意收复台湾。当时统治台湾的是郑成功12岁的孙子郑克王爽。
    明末国势衰败,兵备废弛,台湾岛遂被乘虚而入的荷兰殖民者占领。康熙元年二月一日,仍在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收复了被侵略者霸占38年的台湾。就在这一年,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属下的拥立下自称为王,统兵反对郑成功。年仅39岁的郑成功在病中突然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忧愤而死。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约定事成后平分天下。耿藩降清之后,郑经仍旧纠合部属马蚤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郑经这时已经背弃了郑成功据台抗清复明的初衷。在清军的打击下,郑经很快在东南沿海失去了立足之地,率部回到台湾。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郑经死后,他的长子即位,但不久就被侍卫冯锡范等人绞杀。冯锡范又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的幼子郑克王爽为王,篡夺了大权。此时,郑氏集团已经失去了人心,台湾政局动荡不安。
    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郑氏集团内乱的时机用武力收复台湾。康熙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已下,任用得力的军事将领便成了当务之急。姚启圣曾经多次保举郑成功旧部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后来施琅又得到别的大臣的大力推荐。但由于施琅为降将,遭到不少非议。康熙力排众议,于康熙二十年七月向议政大臣们郑重宣布: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师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一时群言四起。这期间,施琅与姚启圣又在进剿安排上意见相左,施琅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他专征权,由他统领军队自行进剿。尽管康熙对一再推迟出兵也有不满,但他没有被舆论左右,考虑到海战须蹈不测风浪,事先很难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用人不疑,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同意了施琅的请求,给予他专征大权。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率领2万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船,直捣澎湖。清军战舰云集海面。争先恐后进攻,反而影响了攻势,又赶上潮落风逆,施琅的指挥船顺流而下,陷入重围。提督衔署右营游击蓝理奋不颐身地冲入重围,与施琅合力攻打,4艘敌船被打沉。激战中,蓝理被炮火击中,肠子流出,但稍加包扎,又投入了战斗。施琅也不顾自己血流满面,仍然指挥着战船突围。初战失利后,施琅对水师进行了短期整顿,遂与郑军展开了决战。清军船队以5只船为一个作战单位,称为“五梅花”战术,相互配合默契,以5打1形成局部优势进击敌船。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点,炮火遮住了天空。经此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台湾的门户被打开了。困守孤岛的郑克王爽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派人向清军送上降表。收到降表,康熙认为:如果不准许其投诚,郑军残部还可能流窜他处制造事端,不如招抚为善。他还决定对归降的郑氏大小官员加恩予以安置。康熙的谕旨打消了郑克王爽最后的疑虑。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清军在鼓乐声中登上台湾岛,郑克王爽率属下列队恭迎。至此,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回归后,围绕台湾的弃守朝廷中又出现分歧。有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为理由,主张把台湾人全部迁进内地,放弃台湾。有人竟然主张把台湾赐给荷兰人,令其世守输贡,以示圣朝天威。旋琅为此专门在台湾进行了实地考察,据实据理驳斥了弃台的论调。他上书康熙,力陈台湾为江、浙、闽、粤四省安全的要害,为东南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防。因此,台湾不仅不能放弃,还必须加强防务。康熙接受了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风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遣了8000名驻兵,向澎湖派遣了2000名驻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东南海防,并且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激战雅克萨平定噶尔丹
    东北地区一直被满族视为祖先的发祥地。十七世纪,沙俄将侵略魔爪伸向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亲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多次派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地形、交通及风土人情各方面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先是明末农民起义未平,后又有三藩之乱,康熙对沙俄侵略的反击还顾不上。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春,三藩之乱刚被平定,康熙率文武大臣赴盛京告祭祖陵。大典之后,他立即巡视了乌喇地区(今吉林市),并率属下围猎习武;还泛舟检阅了水师。开始了武装抗俄的准备,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俄边界争端的努力。
    但沙俄政府无意进行和谈,反而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收拾残局,收复台湾等用兵之际,扩大了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决定进行武装反击,驱逐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一年,康熙派郎谈、彭春以捕鹿的名义到前线实地勘察地形,调查沙俄的侵略活动。次年,康熙又决定派兵于第二年秋天到黑龙江流域永久驻守。开赴黑龙江地区的清军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军民共同打击沙俄侵略者,到康熙二十二年,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只有雅克萨还被沙俄侵略者盘踞着。
    在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为收复稚克萨做了大量准备。在清军进攻雅克萨前,遵照康熙的谕旨,清政府向沙俄一再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战争准备。康熙二十四年六月,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
    六月二十四日,彭春率领的3000大军分水陆两路夹击雅克萨城。第二天清晨,清军派出林兴珠的藤牌兵阻击来自黑龙江上游的哥萨克援兵。藤牌兵头顶藤牌,裸身入水,手持大刀前进。由于有藤牌遮蔽,敌人的刀枪无法施展威风,清兵的大刀却所向无敌。敌人见状,又惊又怕,大喊着“大帽子鞑子来了”竞相逃命。大部分援敌就这样被藤牌兵击溃了。当晚,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们在城南佯攻,牵制敌人的兵力;又在城北架起红衣大炮进行主攻。经过一夜激战,雅克萨的塔楼、城墙全被摧毁,还击毙了100多名敌人。城内还聚集了一小撮顽敌,于是清军在城下三面堆积柴草,准备焚城。走投无路的侵略者被迫向清军投降,他们的头目托尔布津向清军统帅立誓,永远不再来雅克萨捣乱。遵循康熙的旨意,清军统帅彭春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将他们免死放归。有45人自愿留在中国,也得到了准许。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多年、杀人越货的“罗刹”,如今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一个个赤身露体,光着脚狼狈逃离了雅克萨。降敌离去后,清朝将雅克萨城堡彻底摧毁,撤回了瑷珲。
    但是战火刚刚平息,托尔布津等残匪便纠合了尼布楚方面的援军卷土重来,又窜回雅克萨。他们在原城堡的附近重新构筑了工事,妄图永久霸占这块中国的领土。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立即命令清军速备战船再攻雅克萨。他又亲自召见郎谈,作了战斗的具体部署,要求清军全部彻底地消灭雅克萨守敌,然后在雅克萨驻兵把守。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开始了。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2000大军,从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康熙皇帝继续向俄方提出举行谈判的建议。清军在雅克萨城外挖掘工事、建立堡垒围困敌人。城中出击的敌人多次被清军击溃。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敌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城中只剩了100多个残兵败将,托尔布津也被击毙。清军在城的南北两面修筑炮台,准备炮轰雅克萨。此时,清军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迫于清军的强大攻势,俄方不得不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军遂于这年的十二月十日解围,等待两国的谈判。
    双方全权代表在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之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九月七日,中俄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的国界,确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将尼布楚割让给俄国。条约的其他条款还就两国贸易、边民等事宜做了规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汉、蒙、俄、拉丁5种文字刻成界碑,高高竖立在中俄边界上。它带来了中俄东部边境100多年的和平,也成为康熙抵御沙皇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历史记录。
    康熙收复雅克萨之后,立即着手平定噶尔丹分裂祖国的叛乱。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领。康熙十年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又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领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当时,除了漠西厄鲁特蒙古外,还有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漠北蒙古早就归顺了清朝。为了吞并喀尔喀蒙古,噶尔丹自康熙十三年起,便经常派人到沙俄进行秘密活动,寻找靠山。长期以来,沙俄就伺机将侵略魔爪伸进厄鲁特各部,但是他们的武装入侵和诈骗活动一直未能得逞。因此他们与噶尔丹一拍即合,相互勾结起来,准备攻打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配合沙俄侵略者,击溃了土谢尔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的途中,噶尔丹叛军大肆烧杀抢掠,人们丢下帐篷器具、马驼牛羊,昼夜不停地向南逃命,一时死者相枕,道路为之堵塞。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的上层人物叛国投俄,遭到了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坚决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的率领下,喀尔喀蒙古归附了清朝。康熙派人抚慰了来归的喀尔喀部,发给他们生活用品,将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草原。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再次发动武装进攻。他带领的2万名叛军自呼伦池南下,杀进了内蒙古地区。叛军的前锋一直打到距离北京仅900里的乌珠穆沁,京师震动,许多店铺停止了营业。
    对噶尔丹的叛乱,康熙曾经给予多次规劝,要求他罢兵息战,归还喀尔喀蒙古的故地。同时也加强了塞外的兵力,做了武装平叛的准备。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康熙决定亲征噶尔丹,捣毁叛军的巢岤。当时朝中多数大臣主张同噶尔丹妥协。他们认为噶尔丹地处僻壤,他的叛乱无碍大局,应当治以不治,任其自然,同时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很难预料,因此反对康熙亲征。康熙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就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他排除了各种干扰,为保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毅然率军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康熙亲临塞北,指挥大军迎战噶尔丹。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叛军交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用来抵挡清军的攻势。“驼城”是将骆驼捆绑卧地,在驼背上堆放箱垛,再加盖湿布布置而成的。叛军满以为“驼城”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可是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骆驼非死即伤,反而成了叛军逃跑的障碍。驼阵被攻破了,清军大队人马掩杀过来,直杀得叛军横尸遍野,大败而逃。噶尔丹带着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以后康熙又经过二次亲征,终于平定了为时10年的噶尔丹叛乱,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巩固了西北边疆。
    四、整饬吏治广揽人才
    康熙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采纳了“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的建议,特别注意处置腐败的高级官吏。
    山西巡抚穆尔赛一贯贪酷不法,康熙对他的劣迹也时有所闻。一天,康熙向大学士勒满洪等人查询穆尔赛为官是否清正,他们竟徇私包庇,欺骗圣听,妄图掩盖穆尔赛的丑行。康熙对外官与京官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现象早已深恶痛绝。所以在查明穆尔赛的罪行后,不仅将他革职收审,判处绞刑,还给勒满洪等人连降两级的处分。
    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平定三藩时任绥远将军。接受攻打吴氏巢岤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动;等他人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抢掠本应充公的吴氏财物,然后对贵戚重臣广行重贿,将他人战功贪为己有,由此竟然升官进爵。蔡毓荣的罪行败露后,也受到了严惩。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扬,以起到移风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当时贪风盛行的官场上,为政清廉者实属凤毛麟角,因此康熙一朝大树廉吏的榜样。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清官。早在顺治朝任广西罗城知县时,于成龙便插棘为门,累土为几,他清贫的生活和卓著的政绩一时传为佳话。康熙十四年秋天,黄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成龙发放的赈济粮救活了几万灾民的性命。后来他离开黄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时,几万黄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声与江涛声连成一片。于成龙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赞许。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勤殿召见于成龙,称他为“当今清官第一”,还赏赐白金、良马、御诗等,勉励他始终如一,保持气节。于成龙自此为政更加勤勉,常常通宵达旦。他善于微服私访,升任两江总督后,属下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不久江南风气大为改观。但是,深受康熙信任、政绩卓著的于成龙后来受挟私报复者陷害,被迫离任。康熙又特下诏令留任。他去世后,遗物只有一袭棉袍和一些盐豉。康熙始知于成龙的确一生廉洁,所谓后来变更素行的说法纯系欺罔之语。为官清正反遭非议,康熙感慨不已。为了使廉风发扬光大,他特地为于成龙题了“高行清粹”4个大字。
    康熙对于成龙的去世十分痛心,他询问廷臣:“当今像于成龙这样清廉的还有几人?”廷臣当堂举荐了张鹏翮等7人。康熙南巡经过张鹏翮的任所兖州府,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一再提拔重用。陈瑸是康熙晚年时出现的清官。他认为,贪取一钱与取千百万金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的衣食住行都十分俭朴,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他独自骑马带着行李到山东首府济南赴任,官吏们谁也没有认出他就是新任巡抚。康熙称他为苦行老僧,并说:“陈瑸出身非世家大族,又没有门生故旧,天下人对他的情操交口称誉,不是确有实事,哪能名闻遐迩?”因此,康熙在他病故后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以表示对清廉之臣优礼有加。
    由于康熙对整饬吏治坚持不懈,不断清除贪官,褒扬清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当时的官吏日渐腐败,加上俸禄也确实偏低,已经积重难返,康熙费尽苦心进行的察吏,也只能是小修小补,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政风。
    康熙统治初期,尽管各地的反清斗争已经被基本镇压下去,但是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三藩之乱就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尤其还有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康熙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转变反清立场。于是,康熙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他首先从尊重汉族历史传统与儒家文化开始。例如在他南巡时,曾多次亲自拜谒明太祖的陵墓,并亲笔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悬挂在陵殿前。他还提出要查访明室后代,授予官职,让其看守陵墓。后来没有查到,便改派清朝官员按时致祭。他还亲临孔庙祭祀,对孔子的后裔大施恩宠,从感情上对汉族士大夫进行笼络。
    除了进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外,康熙还于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代遗老及各种人才参政。康熙还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将自己知道的学行兼优之士举荐给朝廷,以便他亲自考察录用。经各地官吏推举,有143人参加了康熙十八年的体仁阁考试。清政府给了应试者十分优厚的待遇,除了发给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康熙还亲自赐与了丰盛的筵席加以款待。表面上考试进行得郑重其事,康熙还亲自阅了卷,但实际上对应试者十分迁就,百般照顾。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潘耒、施闰章的诗不合韵律,都被录用。彭孙遹故意将词写得言词不通,也被录为一等。可见,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康熙不拘一格,确实花费了一番苦心。这次考试录用的50人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职,奉旨编修明史。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使这些人逐渐放弃或动摇了反清立场,落第的文人学士也无颜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博学鸿词科的设立确实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但是应试的只是当时汉族学者的二三流人物,而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著名学者始终拒绝应试,康熙对他们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关中大儒李颙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不应试,被强行从家乡抬到西安,李颙便绝食抗议,连续6天汤水不进。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只好又派人将他送回。后来,康熙来到西安,指名要见李颙,李颙托病推辞。康熙不仅没有怪罪他,还亲题了“志操高洁”的匾额赐给他的儿子以示褒扬。太原的傅山被役夫用床抬到京城外30里的地方,誓死不入城,京中的王公大臣们慕名纷纷前来看望,傅山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既不迎送,也不施礼。结果地方官员只得以傅山老病为由奏请免试,得到康熙的准许。康熙所以能够容忍这些人抵制考试的种种大不敬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影响极大,不愿意轻易触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拒绝出仕,只是退居家中讲学著书,还没有直接触犯清王朝的统治。
    不过,康熙朝也发生了十几次文字狱。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钅龙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公元1711年~1713年)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59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15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职衔全都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方孝标这时已死,还被剉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也被判处斩,只因其文章早已名满天下,康熙怕引起众怒,才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0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00多人。
    由此可以看出,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但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五、重农贵粟勤勉好学
    清兵入关以后,在多尔衮执政时曾大规模地进行圈地,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加在中原人民头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顺治亲政后虽有所缓和,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战争尚未结束,因此,到康熙时,广大农村还是满目疮痍,农民不得温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但由于鳌拜一伙人从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时规模还相当大。清除鳌拜后,康熙重申了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将已圈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康熙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圈种民间新开垦的土地。这样,阻碍农业生产的圈地活动才逐渐被制止。直隶各省修建寺庙,侵占了大片农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励垦荒是康熙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藩王的土地被农民耕种了。康熙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下令各地督抚正式将这些土地给予原来耕种的农民,并禁止作价转让部分土地。这些被称为更名田的土地,约计有166万多顷,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经承认属于农民,即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熙十二年,为了鼓励在更大范围内垦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开垦的土地,耕种10年后再交税。同时用授与官职的办法鼓励地主招民垦荒。规定开荒20顷以上,又通晓文义者,授予县丞,不通文义者,授予百总;开荒100顷以上,通晓文义者,授予知县,不通者,授予守备。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到康熙三十年左右,清王朝田亩达到了明王朝的高峰,比清初更翻了近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四海无闲田”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00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令宽免四省43年钱粮。以后康熙常下令全国各省轮免。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完成了《简明赋役全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摊丁入亩”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实行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也使负担向土地占有多者转移了一些。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寅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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